王雨辰：技术理性批判与科技伦理的重建——评威廉·莱斯的科技伦理价值观

作者简介：王雨辰，爱游戏(ayx)中国官方网站教授。

一、“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莱斯坚决反对那种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无偿使用自然资源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把“自然”完全看作是一个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流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导致人们用非理性的方式对待自然。在他看来，起源于文艺复兴的现代“控制自然”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为此，他具体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演变的历史，揭示这一观念何以成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控制自然”观念首先萌芽于古代宗教神话。古代宗教神话较早意识到机械技术既能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又能带来野蛮后果的两面性质，因此对技术充满恐惧。为了摆脱这种恐惧，古代神话和宗教设想自然是具有“精神”属性的，并要求人们通过礼品和礼仪来安慰自然的精神。莱斯指出，与古代其他宗教神话不同的是，犹太基督教则强调人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精神属性的存在物，因此人和上帝一样具有享有和统治自然的权力，强调人胜过所有的动物不是靠力量优势，而是因为其理性和知识。但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自然”在人们面前还是具有双重意蕴的：一方面，自然作为神的创造物，它具有神圣性，是理解神的意图的辅助工具；另一方面，它又被看作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来源，由此必然产生对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和行为方式。而在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形成了一种新自然观。

莱斯指出，文艺复兴运动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根源，它的突出特点就是重新发现了人和自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高扬人的力量，把人的力量等同于神的力量，出现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秘’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1]35。培根更加清楚地论述了“控制自然”的观念，并把宗教和科学看作是恢复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所失去的道德清白和统治权的两种形式，从根本上奠定了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在他看来，人类恢复道德清白依靠的是宗教，恢复对万物的统治权依靠的是科学，这实际上划定了科学和宗教的不同领域，将自然知识和道德知识区分开来，从而将脱离操作效果的自然哲学看作是无用的，价值问题由此成为科学领域之外的课题。通过以上区分，培根消除了人们关于科学研究会动摇宗教信仰的恐惧，把控制自然的观念彻底世俗化，进而把科学知识和技术看作是人们用以强迫自然服从人类需要的工具。

莱斯指出，培根所阐发的现代“控制自然”观念造就了17世纪欧洲人的新自然观，其基本特点是从关注自然的神奇转向了关注发现控制自然的工具，以便获得自然隐藏的财富。由此，如何通过改变思想方法来发现和形成控制自然的工具和仪器，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控制自然又必须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由此导致了“控制自然”观念与现代科学的结合日益紧密，人类社会就是通过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工业体系来不断改造自然界，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的。由于人们把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视同为人类能力的增强，最后导致了一种新世界观的确立。这种新世界观从实用的角度看待自然，用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来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这种新世界观的奠基人是培根，正是他赋予“控制自然”观念以现代形式，并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看作是对“控制自然”观念正确性的证明，最终使控制自然与社会进步等同起来的观念成为现代社会的信念。

可以看出，正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自然的尊敬，并借助科学技术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化为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片面强调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滥用。因此，“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二、“控制自然”观念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

莱斯指出，虽然“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但是人们对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是存在着误区的，这突出体现在人们只是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看不到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不能正确地评判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本质，无法说清科学技术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

莱斯是通过评论马克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来说明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现代科学本质的。他指出，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把现代科学称为“控制学”或实证科学，与之同时并存的知识形态还有形而上学和宗教思想，舍勒并没有把人类所有认识形式都看作是人类的权力意志力图控制自然的体现，而只是强调实证科学才真正体现了人类力图控制自然的意图。在舍勒看来，实证科学原本是形而上学知识的一部分，只是到17世纪才逐渐从形而上学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实证科学排斥形而上学，并力图把自然变成服从人的目的的实践领域。莱斯认为，舍勒的“控制学”概念是不完整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舍勒的“控制学”只看到了技术运用的有益后果，而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就意味着舍勒所说的“控制自然”概念本身就是含糊的；另一方面舍勒没有看到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看到控制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人，没有认识到技术运用是否合理取决于社会历史结构基础上社会集团的性质。在莱斯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化，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实际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这突出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及其运用导致了人们生活世界价值和意义的失落。莱斯是通过评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提出这一思想的。胡塞尔认为现代科学是建立在数学和几何学模式基础上的，其基本特点是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不断流变的感觉经验世界和永恒不变的本质世界，从而使欧洲人生活在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两个世界中。这里所说的“生活世界”实际上就是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科学世界”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数学化和抽象化。17世纪初，欧洲人把科学限于对自然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借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强调价值中立，并把价值判断归于无法被实证的纯主观领域，而把说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交给了宗教，从而维系了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联系。但是工业和新科学的结合，导致了以宗教为基础的伦理价值体系的失效，以及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断裂，从而造成了人们生活世界价值和意义的危机。

其二是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沦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莱斯强调，控制自然不仅意味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而且也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莱斯批评过去的研究者恰恰没有看到“控制自然”的这种社会效应，从而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等同于技术运用的合理性。事实上，只有联系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控制自然”的含义。莱斯通过评论霍克海默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来进一步说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关系。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科学技术是如何通过控制自然，进而成为控制人的工具这一过程的。霍克海默把理性划分为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两种类型。客观理性表示的是理性对世界本质和真理的把握，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主观理性并不关涉世界的本质和真理问题，而只关心通过何种手段支配外部事物以服从人的利益和需要。霍克海默把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看作是主观理性不断消解客观理性，并最终代替客观理性的过程。霍克海默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一个不断地祛魅化和消除人们对终极价值追求的过程，有关价值和意义的探求都被当作形而上学予以批判和抛弃，实证主义科学得以盛行。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理性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从而导致了启蒙理性的异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启蒙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理性，它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的同时，也不断强化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自然的反抗和生态危机。(2)技术虽然是人用来控制自然的工具，但是人却反过来成为技术的奴仆。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无法控制技术运用的后果，而且“技术发明的速度甚至连最先进的社会也不能控制”[1]140。(3)“控制自然”导致了对人控制的加强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呈现出从局部区域向全球范围扩散的趋势。

可以看出，莱斯反对将“控制自然”观念曲解为人类共同控制自然的抽象意识形态说教，在他看来，“控制自然”概念像“自然权利”概念一样，“它以普遍的名义被说成是人类的任务，它会对整个人类而不是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带来利益”[1]150。事实上，“控制自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已经使人们认识到“控制自然似乎不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1]151。因此，控制自然的背后必然是对人的控制和自然的异化，这也意味着如何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科技伦理的重建与自然的解放

既然“控制自然”在本质上是一种“控制人”的意识形态说教，因此只有实现了自然的解放，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为了说明“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二者之间的关系，莱斯进一步具体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是如何演变成为“控制人”的意识形态的。

莱斯指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紧密相联的。在封建社会，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统治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都被认为是符合自然秩序的，为了使这种“自然秩序”合理化，封建社会把自然神秘化，这种自然秩序由此被认为是善的、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如将个人权利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则，但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社会自然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体现在：(1)它鼓吹人的天生自然平等，反对封建主义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出生、门第不平等的信条，从而把社会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巨大的空间，并形成了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2)使“自然”不断世俗化，自然仅仅被归结为有规律运动的物质体系。与之相对应，资产阶级赋予自然以新的伦理基础，即自然仅仅只是满足人性需要的对象，从而造成了人们把“控制自然”观念理解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对自然权力的扩张，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但是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实践之间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相反，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体现为生态危机的自然的异化以及社会对人的控制的日益增强，技术也沦为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他人的工具。摆脱资产阶级“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赋予它新的伦理内涵，实现自然和人的解放正是莱斯力图解决的问题。

莱斯把“自然的解放”理解为消除浪费性生产和对环境的破坏，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自然的解放”呢？莱斯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1)必须改变使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功能日益突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在莱斯看来，科学技术本身是无所谓价值属性的，科学技术的价值功能是由它所处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事实上，科学技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才沦为控制自然和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并导致对人控制的加强和社会冲突的加剧。因此，“把科学和技术从这种动力中解放出来，是一项首先与社会制度的改造交织在一起的任务”[1]169。因此，只有建立一个公民广泛地享有责任和权利，并充分发展其批判能力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作为控制自然工具的科学技术不被少数人所占有，才能真正实现自然的解放。(2)必须重新将“控制自然”的观念置于新的人性和伦理基础上，从而避免科学技术的滥用。莱斯指出，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控制自然”的观念被置于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的基础上，“自然”被简单地看作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客体。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之前，宗教赋予了自然以精神属性，限制了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则使科学技术的运用越来越非理性化，这就产生了重新解释“控制自然”的内涵，并赋予它新的人性和伦理基础的必要性。即“控制自然”不应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伦理或道德的发展，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

四、威廉·莱斯科技伦理价值观的基本特点